香港教師大規模離職

在2023年7月19日，當很多香港學生期待著好消息，17歲的Bernice Chang回到她的中學，查詢大學入學考試成績。不幸地，她的英語成績只達到2級，未符合大學的錄取標準。

當追求心儀學位的夢想破滅，這位戴眼鏡的女生就將這次挫敗歸咎於教師的流失。

她說：「當我開始在學習過程有進步時，就會換一位新教師。然後我又再需要重新適應新的教學方法。」Chang又指出頻繁地替換教師的安排十分「混亂」，聲稱這對教學質素產生負面影響。

Chang是48,762名參加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考生之一，該考試需要花費數年去專心學習，因為學生為了理想的大學名額而激烈競爭。

「我們只能依靠自己。」 Chang跟FairPlanet說。她又補充說在準備考試時，學生都沒有得到足夠的支援。她相信如果在她學生生涯中最關鍵的幾年裡，教師的替換率沒有那麼高，她的考試表現會更好。

在過去的三年，Chang在她修讀的四個核心科目：中文、英文、數學和通識，已經先後有12位教師任教。其中一位教師只任職了短短三個月，然後因與學校的「理念不同」而離職。

她的情況反映了在中國政權下一個普及的現象——香港教師的離職潮。自2019年的民主運動和疫情以來，因為經驗豐富的教師離職，加上新入職的教師在進入這個行業時很難得到指導，所以香港的教育界一直在掙扎。

根據當地媒體引用今年4月公布的官方數據，上一個學年已約有6,500名教師辭職，而自2021年以來總共有近12,000人離職。

北京自2020年6月在香港嚴格推行國家安全法，香港開始經歷大規模的移民潮。很多居民擔心國安法將賦予政府更大的權力去打壓定義含糊的政治罪行。因此，很多教師離開了香港，移民到英國、加拿大和其他國家。

然而，教育局聲稱教師離職的原因可以是多樣性，包括退休、再進修、過渡到不同類型的學校以及尋求教學以外的就業機會。

曾在香港一間大學任教的資深教育工作者Hui Wai Tin對教育界的高流失率表示擔心，他認為這將妨礙教學，並且對學生的學習程度產生負面影響。

曾撰寫過有關教育書籍的Hui跟FairPlanet說：「教師是學生的導師，為他們的學習和生活提供指導和支援。如果學生在沒有教師的情況下找不到這種支援和幫助，他們可能會感到孤獨、無助和困惑。這對他們的心理健康和學習體驗是無益的。」

香港教師面對的挑戰

24歲的Melody Wong最近在母校完成了實習，並將在九月份新的學年在另一間中學擔任新的教學工作。

這位充滿熱情的年輕教師從青少年時期就有強烈的渴望去追求卓越教學。畢業於香港頂尖的學府之一——香港中文大學之前，她已經尋找各種教學機會。在空閒時候，Wong會在教會做義工，為有需要的人提供學習機會。

她跟FairPlanet說，儘管對香港的社會政治變化感到「完全挫敗」，但她仍會致力於在香港擔任教職。

隨著北京加強對香港的控制，香港政府提議加入強制性的國家安全教育課程，並發布了給教師的指引，要求他們對國家安全法和基本法憲法要有「正確的理解」。

在2020年，一名小學教師被指控在課堂上宣傳支持港獨的思想。儘管該教師經過學校內部調查後被證實清白，但其教師的註冊資格仍被吊銷。

時任香港的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承諾要清除教育界中的「壞蘋果」，但不少人批評這會對學校內的言論自由造成寒蟬效應。

三年後，很多香港的教育工作者仍然對他們必須遵循的界線感到不確定，並對官員發出的指引的含糊性表示擔憂。

Wong擔心即使課堂討論當中沒有談及政治，也可能引致投訴。作為一名英文科教師，她的擔憂較少，但她指出，歷史和中文科教師可能有更多憂慮。這些科目通常涉及敏感議題，包括中國當代歷史，如1989年北京當局鎮壓民主活動的天安門事件。

Wong回想起一個她在實習期間感到少許受到威脅的時候。她說：「學生們很好奇，他們問我有關2019年社會運動的問題，以及當時發生的事情。」

Wong當時感到猶豫，拒絕回答該學生的問題。她回想道：「那一刻，我在思考是否可以回答那條問題。但我認為我最後回答的方式比較符合教育局的指引。」

Wong表示：「只有開放的環境才能為人們，不僅僅是教師，提供無顧慮的空間。不幸的是，我們的社會正在朝著反方向發展。這不僅僅是政治問題。」

除了教室內的自由受到限制之外，這位24歲的教師還指出新教師面對的另一個挑戰：缺乏資深導師的指導，這問題在經驗豐富的教育工作者紛紛離去下而變得更加明顯。例如，在她的母校中，超過三分之二的教師自她中學畢業以後已經離職。

Wong強調擁有一位經驗豐富的導師來指導新教師的重要性，並堅持這會產生重大影響。她說：「在我實習的第一年，我不知道如何教學生，也不知道學校的運作方式。如果沒有導師，我會感到非常迷茫。」

教師流失的影響

在香港任教17年後，Kit Lo決定於2021年辭去工作，移居英國，在一間文法學校擔任代課教師。

在香港的教育生涯中，Kit Lo教授了數千名學生，她還跟其中一些學生保持聯繫。離開生長地並不是一個容易的決定，可是在教學自由日漸萎縮和政治環境變質的情況下，她決定辭職。

這位40歲的教師擔心作為一位教師，她可能會成為政權的「下一個目標」。

在2021年3月，政府官員將通識科改名為公民及社會發展科。這一項變動加入了新的課程元素，重點部分在於愛國主義、國家發展和遵守法律上，這一舉動受到一些人的批評，認為這是教育界的重大改革。

這門經過重新修訂的科目現在包含三個單元：香港、國家和當代世界，比以前的六個主題少。這次的修訂是由建制派議員提出，他們指責這高中核心科目在2019年的民主運動中煽動年輕人的暴力行為。

在給予學校有關國家安全的最新指引中，香港的教育局表示「就國家安全而言，沒有討論或妥協的餘地」。教育局發給學校的文件還有強調教師在教學中應該採用「恰當的教育資源」，並規定學生如果被發現違反規則，可能會受到懲罰。

官員進一步表示，如果教師是愛國的，並且以「公正持平」的方式教學，他們就不用擔心會逾越「紅線」。可是，身為通識教師，Lo表示修訂這門學科讓她「別無選擇，只能辭職」。鑑於目前的改變，她懷疑自己是否能夠繼續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特別是與社會議題相關。

Lo提及在她任教的學校，至少有四名與她一起任教通識的教師已前往英國。隨著有經驗的教育工作者離去，入職的新教師在缺乏適當培訓的情況下，她強調教育界存有很大的斷層。

Lo回憶說：「在我離開香港時，我當時指導的教師才剛結束實習。作為一名指導教師，當新教師踏入新學校時，你可以為他們提供很多幫助。」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因為有很多超過10年經驗的教師的孩子已到入學年齡，所以他們決定離開香港。」

Lo 說在過去三年，她的學校有約70名教師離職。有些是移民，有些則選擇提早退休，其他人則是選擇離開去尋找更好的機會。

她解釋當有經驗的教師離開時，初級教師便有晉升的機會，會開始尋找更好的機會，這反過來引發了蝴蝶效應，動搖了整個教育界。

雖然有一些教師表示對逾越紅線的擔憂，但像Kenneth Cheu一樣的人就不太擔心。Cheu已經任教五年，他認為在「正常情況下」，不認為教師會被指控觸犯國家安全相關的罪行。

Cheu說：「從個人層面來說，我對此並不太擔心，但我理解一些教育工作者可能會擔心。」

Hui Wai Tin也補充，「學校的新常態」已經在香港大多數學校中普及，教師們已經有效地適應了當局提供的指導方針。

「對於那些繼續留在本地學校工作的人來說，他們大多數都會避免觸及那條紅線。」

Translated by Christy Kan, for the LEDE Fellowship by the Solutions Journalism Network

翻譯者：Christy Kan

此翻譯版本是Solutions Journalism Network中LEDE Fellowship的一部分